况，原因是资金资助过高。另外，大多数情况是在海外流失兑换率。

自1979年，国家贸易公司在处理出口方面，获得的自由度更大。但他们仍然非从国企及其分包商售卖货品不可。分包商运作效率往往较其母公司高。然而，这个行业的设计及品质恶劣c生产力低。大部分的企业，在80年代早期有一定上升后，生产力又再次回落。他们的出口增值以国际价格计通常出现负数。

＃12

中国政府批准外国投资与国内企业进行合资企业，但有关情况却常变而含糊。决策要在多次延期后才可制订，而且多是专横跋扈。官方管治亦难以预测；实质劳工资金并非如想像那般低。特别经济区附加多项收费在工人及其他生产要素及工人方针上，导致生产效率低，从而提高工人成本。80年代期间，出口制造方面的正式外国投资继以低微。大多数外国投资均集中在旅游业，但投资者对中国方面有关的回报，从开始到现时为止都非常低。

由于香港c澳门及台湾的工资持续上升，劳动密集生产商着手寻求工资低廉的地方生产，中国便开始其开放政策。虽然对来自香港及台湾的成功大型企业来说，在中国，尤其特别经济区及其他指定地点进行正式投资，无异是非常麻烦。但这些国家的小型企业家倒颇为愿意“非正式”方法，大多是正式与乡镇企业，或甚至国家级及省级国企谈判，与中国共同合作生产。与“正式”程序相比，这种“非正式”方法可让企业家更快进行生产。

在中国的运作情况是：原料从中国输入，而制成品以投资者可赚取利润的价钱向海外出售。从投资者彼此间的竞争可看出，在互不干预出入口产品价格以外的情况下，多余盈利是有限的。

部分设备是由投资者提供的。这些投资者着重劳动密集生产。他们引入计件工作及轮班工作，务求充分利用廉价实质工资成本。

输入的机械大多属二手贷。这些投资者亦参与管理c设计c检定及市场推广，而本地企业则负责厂房及劳工供应。资金起初低廉，正反映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低，但随着技术及生产量上升，资金亦随即上扬。

＃13

从中得益的不单只是工人们，还有负责谈判的高干及企业所驻扎的社区。珠江三角洲目前经济蓬勃，数个中国华南地区的情况亦然。部分本地企业家，包括私人，即所谓“合作”企业c村镇企业及一些国企，即使在没有海外中国伙伴的情况下，亦纷纷仿效，为本地市场及次要的出口市场生产。

在短短十年，中国已成为双重经济。中央政府的改革步伐仍然缓慢c集体拥有仍是信仰宗旨c双重价格体系不断招来贪污。由于通胀压力，政府财政及金融政策陷入一片混乱当中。中国政府为稳定经济，所以收紧货币政策，因而造成“过热”现象。政府须从外汇赌博及其他价格转变，而并非从生产中赚取利润。当时经济欠缺了法律体系及组织发展，主要受损的就是资产净值。但经济仍能正常运作，原因是农业及出口市场讯息仍存在，而且私营拥有亦被默默地接受。至于新私营企业的迅速增长，会否导致国家经济垮下，抑或在经济发展，尤其资产净值受损的情况下，双重经济能否屹立不倒，这些问题仍悬然未决。

菲律宾

菲律宾情况接近“拉丁美洲”模型，多于东亚模型。50年代，菲律宾是东亚最先进国家，但至60年代，便开始落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与区内其他地区相反，农业不景气一直是菲律宾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50年代的高保护政策导致政府财政出现问题。而政府未能征收公务员和大型机构员工以外的个人人息税，亦加深问题的严重性。企业税亦受到同样限制。

＃14

浪费公共开支。一个镇压金融的高利润体系蓬勃起来。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未能稳定经济，导致通胀过高c还款出现危机c汇率过高，以及货币贬值。保护主义抵销，以及出口优惠，包括出口加工地区，这些方法都不见有效，“停一进”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尝试。它主张大量资助公共及私营向外贷款，这无异造成政府债台高筑。当时贪污猖狂。菲律宾的实质工资在20年来停滞不前。唯有暂时及永久性的移民，可舒缓失业率及待业率不足的问题。

政府角色

由于东亚各政府试图将“日本模型”应用在国家发展上，歪曲了他们的角色，促使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制造业及出口制造业增长上。然而，政府必须采取一个更实际的做法，包括考虑第一产业尤其农业c二次产业及第三产业，务求刺激总体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稳定

宏观经济稳定是东亚出口成功的基石。香港c马来西亚c新加坡及泰国在50年代初期c印尼自1965年起，以及50年代末期的台湾及60年代早期的韩国，都是依赖税收，而并非借贷或加印货币来应付周期性及发展开支。公共开支大都是盈利可负担的范围之内。当预算赤字危机有可能爆发，预算将被大量削减。然而，菲律宾就是欠缺这分审慎。而通胀正是宏观经济效率的主要指标。

区内各国税收及公共开支的效率有异。由香港和新加坡，至另一端的区内其他国家，彼此的差距甚大。但除菲律宾外，区内各国的公共财政水平在经济增长初期甚高，又或随着国家发展，有关水平都有显著上升。

＃15

具效率的财政策设施有助于货币政策集中处理稳定价格，即是维持低通胀率及将兑汇率置于均衡水平。经济增长迅速鼓励私人储蓄c有助于公共存款投资在基础设施发展上及减低生产总成本。相对高的国内存款及投资是成功宏观经济政策效率的指标。

金融政策方面，香港c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具国际竞争性，而韩国的则属高度抑压体系。在韩国，由于政府借贷给私人企业时，进行详细的官方干预，导致经济大大失效。至于菲律宾，财政萧条歪曲生产架构，导致生产失效，以及为了非生产性目的，而向外国大量借贷。菲律宾的私人及公共借贷已达到“拉丁美洲”水平。

中立贸易政策

五个东亚模型显示了处理贸易政策的五种不同方法。

香港及新加坡的开放经济，再配合审慎的宏观政策，大大刺激两国出口增长。随着工人技术水平提高及工资上升，再加上外资流入以及从世界各地审核新科技，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宏观经济稳定及中立贸易政策，不但鼓励各行业彼此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旅游业c金融服务及其他服务行业继而蓬勃增长，而且更促使海外投资。出口增长迅速及出口高比率以个别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计是主要行业，而并非增长的唯一来源。

这些国家中，具成效的公共干预大都受制于基础设施的开发。新加坡的经济干预政策存在着50年代社会运作的意识形态根源。

＃16

后来，为支持生产的经济自由，该意识形态渐被放弃，但残余的部分思想，仍有不同企业公共及私营不同地位的公务员奉行。他们善于利用税收及其他优惠作为与私人企业谈判的卖点。但这个迟来的财政改革降低公司税及私有化并未扰乱经济，原因是政府干预只是在跟随市场趋势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因此，所产生的浪费亦不致太大。从广泛涵义及大部分情况而言，新加坡增长速度可媲美香港。新加坡的大量多余公共活动的主要成本，就是留住有为的新加坡人于共营机构，从而阻碍本土企业进化。

由于台湾及韩国在宏观经济改革期间没有走向中立贸易，当他们试图透过管制成立中立贸易，便须面对保护制造业的高成本。两国实施保护主义的措施有：数量入口限制包括人口牌照c提高关税c控制进军生产c生产配额c从抑压的金融体系实行借贷分配及控制价格。外国投资须受到监管，以防止外国公司剥削本地市场。

由适当政策引入，用来抵销歪曲成本的管制，导致更多额外的内联及互联行业歪曲c寻求租金及贪污情况出现。跟随的行政体系亦导致市场全面崩溃。要经济复苏，就必须加强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稳定及抗衡不适当的政策，亦有助加快进展速度。出口增长不但带来竞争力，而且亦令人们明白贸易及财政政策改革可取代昂贵的行政环境。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所行的发展方向与台湾及韩国的相同，但她们的天然资源更为丰富，走私猖獗，保护水平低，农业增长所受阻碍减少。

＃17

石油价格暴升为印尼及马来西亚带来相当丰厚的资源，用在投资社会及实质基础设施上。但两国亦因未能维持保护政策，而浪费了部分石油租金，直至80年代初期油价下降，在严竣压力下，政府须进行经济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仍处于时间错位。宏观经济工具，尤其是有效及合理的税收仍有待建设。而货币及金融政策则欠缺一个架构基地。保护大都是数量性。到处都受到政府干预，而付出的代价却非常沉重。由于目前农业及出口业的经济发展巩固，可望改革步伐能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