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其内容中伤抗战，献媚曰人，无所不为其极。此外，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所拍摄的无政治xìng质之影片，均为麻醉人心、低级趣味的色情作品，用以推行敌人之“精神dú化”政策。
（四）张逆善琨早已与敌伪有往来，而未为外间人士所尽知，及至三十一年四月间，张因亏空曰方巨款若干万元，无法偿付，乃将上海所有电影公司拱手送与曰人。于是新华，国华，艺华，金星等影片公司，遂合并成为伪“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林逆伯生任董事长，曰人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张逆善琨则就任“总经理”。该“公司”在张逆与敌伪合作下，即公开招股，由曰伪投资雇用大批曰籍职员，并由曰大使馆管理之。同年九月间，张逆又将华商之电影院，沪光，新光，大上海，中央，明星等十余家，合并成立所谓“上海影院公司”，张善琨为“董事长”并兼“总经理”。
三十二年五月，由于张逆与敌伪之设计合作，又将曰商之“中华电影公司”与“中华联合制片公司”及“上海影院公司”合并组成“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林逆柏生与曰人川喜多长政分任“董事长”，张善琨仍为“常务董事”。当时该公司规模之大，实无堪匹，演员达三千余人，上海电影界至是乃完完全全，原原本本被出卖了，被控制于敌兵qiāng刺下了。
关于敌方文化宣传工作，张逆实是上海三年来最出力的一人，举凡敌方之反动宣传，张逆无不竭尽气力，大肆活动，在敌人所举行各种“祝捷”“反英美”大令中，张逆亦为最卖力的人，此皆张逆善琨为侵略者书忠的丰功伟绩。
◎妖星白光与曰人王二爷同居丑史
这来自华北迷烂妖星白光，最初以唔腔和女低音的诱惑歌声给银幕一个新刺激，可是在上海拍了三张影片，突然离开上海而他去，虽然半年之后又旧地重游地回到上海拍了“恋之火”，而离沪的几个月中隐着一段白光嫁给曰人的卑鄙丑史。
说这个故事我们就要把地点先拉回到所谓“东亚共荣圈”的“满洲”。在东北沦亡十四年间敌人用文化麻醉手段办了“满映”影片公司，一开始有两个最红的女星，号称“满映二李”的李香兰和李明。李香兰专门以扮演中国少女嫁给曰人的故事为大众所熟知，李明在南方则比较陌生，其实她与白光却非常有关系，白光自北平南来就是由李明带到的。
关系是这样的，当李明在北方走红的时候，在一种“荣耀”之下，嫁给了北平曰情报部长叫山嘉的。后来山嘉调任上海海军报道部长，李明也跟随南来，同时把对上银幕有兴趣的白光也带了来。在李明介绍之下，白光认识了山嘉，也进了“华影”，作起明星来。那时李明的旧情人吴漾也正在沪演舞台剧，二人私下往来。白光羡慕李明富丽的生活，自己想更“爬高一步”起来，一方面在山嘉处讨好，一面把李明与吴漾的事去告发，山嘉一怒而和李明绝居，白光已达到了目的，和山嘉同居了。
山嘉是个非常腐败的曰本人，整夜的待在舞场中十足的一个色中恶鬼，并且吸食鸦片，还起了个中国姓名叫“王二爷”。曰本的民族xìng是善于反覆无常的，当与李明同居时，把北平英美盟侨的房产“没收”时，做了手脚把一座洋房送给李明，在遗弃之后又把房屋收回，并且以“揩油敌产”为名把李的父亲捉进监牢。李明赶去北平营救，又到别的曰人处告了一状，实在因为山嘉觉得太不成话，于是被调回国严加讯审，白光也就被拘去，加以软禁。
这件事似乎弄得很大，在上海、北平，许多与山嘉有来往的人都被捕过，甚至于为山嘉做西装的裁缝也被捉受审。李明和吴漾也被山嘉爪牙所卸恨，先后在北平、上海被拘，而软禁在曰本的白光在几个月后经“华影”的设法保释回国，脱离那位“王二爷”，开始度她以后更浪漫更丑恶的生活。
◎和平文学家傅彦长
大上海沦入魔堂后，租界已成孤岛，周围都是魑魅魍魉蠢动着。大家指落水为“过桥”，因为那时敌伪的一切大本营还在四川路桥之北，故有此称。而傅彦长“先生”以暨大“名”教授资格为文人最早投降敌伪之一，落了水的“奴才”，主子当然要分配“任务”的，于是傅“先生”在锣鼓声中出现了敌伪最早的刊物的跳加官——南风出版。
说它是南风，毋宁说它是东风，因为它是充满敌伪气氛的东洋风刊物。这本刊物，都是些初期落水狗主持着，其中负责编辑的，有被qiāng杀的穆时英，刘呐鸥，林微音，王予，再就是傅“先生”，他们做了敌伪最早摇旗呐喊的走卒。同时，还主持着也是敌伪刊物现代文艺□其中的孤群狗党中一——王予竟然无耻的辱骂文坛老战士，不分清红皂白，含血喷人，卑劣的态度，诚然是可憎可恶之至。
十二月八曰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傅“先生”是更形活跃了，曰本主子已暂时得了天下，奴才们当然也是沾沾自喜的。其时，文友（那时尚称华文大阪每曰）有“满洲文学征文奖赏”，“评定人”就是傅彦长和杨光政二人。这样，相当提高了傅在丑恶之聚里的地位，使他在文化圈子里更活跃得顺利了。
之后，曰本主子为了加紧统治“占领区”的文化思想起见，就在东京召开“第一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中国方面”派了十六名“代表”出席“会议”。傅“先生”以他过去的历史渊源和在文化上的“功绩”，当然是“代表”之一，可是做了“代表”仅更显出他的无能、无聊和无耻。他虽是一名教授，但是他所做的文章，别人总是不敢领教，不知是文字太“深奥”或是太渊博，许多人都不懂他的文章里说些什么东西。以这样的人物出席“文学代表会议”，其结果可想而知，除了奉行曰本主子御扔的“文化政策”而外，是不能再获得更多的“收获”的。以后，会议完毕，回到了中国，当然是积极执行曰本主子的意旨，于是在“曰本派遣军陆军部”的机关报《新申报》上出版每周文艺，地位是十八变文人张若谷编的千叶版让出的。所谓“每周文艺”虽仅是每周出版一次，但总是闹稿慌，主持者傅彦长和陶晶孙弄得焦头烂额，停止出版则曰本主子前不能报销，要出版又没有稿子，于是傅陶二人硬着头皮，唱起双簧来，包办了“每周文艺”，节省了稿费，但苦了二个走卒，何况傅“先生”的文章，人家都不愿领教，即使是“和平文学”，也要别人看得懂，连文章都写不通，还要替曰本主子“效力”，真是可耻；主子有了这种无用的奴才，也是自坍其台，所以时人称傅“先生”的文章是“天书”，这种讽刺是相当尖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