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出口的占有率都下降。但美国的制造出口比例比日本还要高。这不一定与两国的经济有关日本在1989年的gdp估计是美国的55只有在南韩及泰国，日本所占的出口水平是美国的一半，在大部分国家而言，日本与美国的出口比率接近25。1992年，日本市场占中国c韩国及新加坡的制造出口的比率，实质上低于1980年的比率。
＃16
广场协议后，在东北亚出现的一股外国投资浪潮，其主要目的是设法规避贸易屏障及舒缓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东道国面对的危险是，一旦他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因素，便会被卷入相同的紧张局势当中，中国亦曾身受其害。日本在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制造输出比例，亦在广场协议后增长，但增长速度并未足以满足美国或东亚国家政府，当然亦未能抵销日本的资本货品及零件的销售。纵使货币在广场协议签订后作出重新调查c日本与nis的跨工业贸易增加c其他东亚国家能成功地增加日本市场的制成品出口，但由于产品周期未能达致最后阶段，迫使美国继续肩负东亚工业化调整所带来的负担，难免会导致贸易局势紧张。
＃17
结论
东亚政治经济的出现必须从三个转变之间的关系探讨：全球政治经济的改变c个别国家政治经济的改变，以及生产组织的改变。愈来愈多的文献著重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新兴工业国之间的变化可以很大。
纵管愈来愈多文献说明东亚各国之间经验存有很大差异，但飞雁理论亦被广泛使用。本文的目的，是分析为何飞雁理论以及其他认为各国工业化步伐统一的理论，现在是安息的时候了。韩国及台湾的工业模式不单与日本第一代飞雁的模式有天渊之别，甚至与目前东南亚制造出口的迅速增长，都有显著的不同。飞雁理论的败笔之处在于未有注意，转变中的全球政治经济及科技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会妨碍工业架构的一致化。虽然韩国及台湾，以及近期的马来西亚和泰国，或许在日本数年前取得成功的工业输出产品，但从工业组织和地理政治方面看来，他们之间的处理手法有显著的不同。
然而这些国家工业出口仍然非常依赖日本资本货品及科技进口，与飞雁理论所估引的刚好相反。在韩国及台湾，e仍支配高科技工业。另外，东南亚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大都由跨国公司的附属公司负责。对日本科技的依赖，再加上地区内日本公司依靠廉价劳工作装配运作，促使地区劳工分配的形成，是建立基于生产地区化网络，而并非国家经济。
＃18
地区生产网络的出现，为政治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各国彼此间的生产架构联系与国家政治有着相互影响。正如本文提出，集中生产网络，有助察觉现有数据，如贸易c投资及本地内容数据的不足之外。制造计算机的台湾公司珍宝，是说明地区化生产网络如何将贸易和直接海外投资的数据复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同样有关马来西亚的讨论亦指出，地区生产风格如何为诚信不高的“本地”内容提供数据。要明白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就必须理解影响网络的国家数据背后意义。
各独特部门应被视为工业活动“综合”的一部分，而并非如产品周期理论，只集中某个产品的流动而忽略所有其他产品。例如，日本电子生产商在东亚成立的生产网络，正显示个别产品扩散的模式并不等如其生产方式，产品的生产模式，是联系多个国家，涉及多组公司的。其中大部分设有长期附属公司，生产大批量的相互关联产品。产品相互联系，是由于日本公司一直不愿放弃那些似乎达到成熟阶段的产品，而这正与产品周期理论所预期的情况背道而驰。生产技术转变c产品差异化的增加或全新科技的出现，亦会对某些产品的“反成熟”造成影响。因此，当rd变得日益非曲线化，放弃某些成熟产品的生产会带来风险，所涉及风险包括，失去制造科技的认识或零件制造，而这些零件或许对看似不相关的日后生产有巨大影响。
＃19
飞雁理论是否过早被否定当东亚国家科技能力步入成熟期，他们最终或许是仿效日本的做法相信情况不会如此。要是肯定飞雁理论，就是忽视了近廿年来全球政治经济及生产技术的转变。目前经济正寻求，减少对科技的依赖，而较斜学习线crd开支增加，以及配销网络地点，皆恶化了经济所面对的问题。
但是，甚至最先进的新兴工业国都仍然极为依赖输入的科技，作尖端制造生产之用。东亚国家工业化都在不同时间及情况下发生。部分工业架构及科技能力得以扩散，但工人地区分工亦继以产生。
肯定等级制及附属地的存在，并不否定他们向参与公司提供互惠的可能性。生产地区化为进驻生产尖端制造网络提供新机会。众多韩国及台湾公司在工业深入化c先进科技应用，以及提升员工技术方面，都作出显著的进步。然而，在东南亚的电子跨国企业附属公司往往并非苟安逸，这与某些附属地理论家所猜疑的相反。即使廉价劳工是吸引这些投资者的最先卖点，但他们现在仍关注为这批员工提供再培训。东南亚，以及韩国和台湾最近的经济指出，生产网络的主要角色便是协助解决集体行动及其他发展性问题。要研究国家及国内私营团体，就必须集中生产网络。这必然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本地及跨国企业之间的纠纷。
＃20
地区生产内的附属地域会有助提高生产效率及加强技术形成。但同时亦会限制本地发明，或如东亚的情况，主要零件的海外供应商亦是竞争者。当新技术延迟供应，便会影响新产品开发及推出市场的速度。附属地亦会引发政治问题。官僚人员及政治家可以对附属地非常敏感，甚至认为附属地会削减他们政策选择权或国家权力。附属地及人们对其看法，对定下政治团体身份非常重要。政治压迫所遗留的历史问题，如韩国人在日本军国主义下所受的苦难，可以是定下政治团体身份的主要元素。正如韩日两国双边贸易庞大赤字所显示，韩国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依赖日本的科技，对大部分明白韩国历史的韩国人来说，是一个威胁，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其实这并不一定对团体的经济“发展”带来威胁，但对带有感情的政治活动却甚为重要。换言之，这亦是附属地的非经济一面。产品周期理论未能在东亚完成一整圈，不但导致区内和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在政治层面上亦逐渐具重要意义。
＃21
问题
1c依飞雁理论的中心思想，究竟日本邻近国仿效日本的发展轨道，但它们又同日本发展模式有不同之处，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
2c飞雁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其局限性又是什么
＃22＃0
聚焦gdp
gdp既包括有形的物品食物c衣服c汽车，又包括无形的劳务理发c清扫房屋c看病。当你购买了你最喜爱的合唱队的d时，你购买了一种物品，而且，购买价格是gdp的一部分。当你花钱去听同一个合唱队的音乐会时你购买了劳务，而且，票价也是gdp的一部分：
gdp包括现期生产的物品与劳务。它并不包括涉及过去生产的东西的交易；当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并销售一辆新汽车时，这辆汽车的价值包括在gdp中。当一个人把一辆二手车出售给另一个人时，二手车的价值不包括在gdp中。
gdp衡量的生产价值是在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之内。当一个加拿大公民暂时在美国工作时，他的生产是美国gdp的一部分。当一个美国公民在海地拥有一个工厂时，他的工厂的生产不是美国gdp的一部分。它是海地gdp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东西是在国内生产的，无论生产者的国籍如何，都包括在一国的gdp之中。
＃1
另一种统计数字称为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个数字在处理外国人生产的物品与劳务时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gnp是一国永久居民生产的价值。当一个加拿大公民暂时在美国工作时，他的生产不是美国gnp的一部分。它是加拿大gnp的一部分。当一个美国公民在海地拥有一个工厂时，他的工厂生产的利润是美国gnp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收入是由一国永久居民称为国民赚到时，无论是在什么地方赚到的，这种收人都包括在该国的gnp中。
我们遵循用gdp的标准方法来衡量经济活动的价值。但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gdp和gnp之间的区分并不十分重要。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国内居民从事大部分国内生产，因此，gdp和gnp非常接近。
gdp衡量某一既定时期内进行的生产的价值。通常这个时期是或一个季度三个月。gdp衡量在这一段时期中经济收入与支出的流量。
当政府公布一个季度的gdp时，它通常按“一年的增长率”来提出gdp。这意味着，所公布的季度gdp的数字是那个季度的收入与支出量乘以4。政府采用这种习惯做法是为了更易于比较季度与年度的gdp数字。
＃2
此外，当政府公布季度gdp时，它提供的是用称为季度凋整的统计程序修改之后的数据；未经调整的数据显然表明，一年中某个时期生产的物品与劳务大于其他时期。当监视经济状况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通常想撇开这些有规律的季节性变动。因此，政府统计学家调整季度数据，以避开季度性周期。在新闻中所公布的gdp数据总是进行了这种季度性调整。
当美国商务部每3个月计算一次本国的gdp时，它还计算收入经济中的其他各种衡量指标。这些其他衡量指标与gdp的不同之处是不包括或包括某些收入范畴。以下简要地描述这些收入衡量指标中最重要的三种。
国民生产净值nnp是扣除了折旧损失后一国居民的总收入。折旧是经济中设备和建筑物的磨损或损耗，例如，卡车生锈和灯泡烧坏。在商务部提供的国民收入帐户中，折旧称为“固定资本的消费”。
个人收入是居民户和非公司企业得到的收入。与gdp和nnp不同，个人收入不包括保留收入，保留收入是公司赚到，但没有以股息的形式支付给其所有者的收入。与gdp和nnp不同，个人收入还包括家庭从其持有政府债券中得到的利息收入，以及家庭从政府转移支付项目中得到的收入，例如，福利和社会保障收入。